上剧场和下馆子，一样治愈吗？
在戏剧家赖声川看来，理解一座城市的现在，是要回头望向过去的。他相信，人们可以通过戏剧和剧场得到一种共同向前的力量。
“过去六年来，很多观众都是先在旁边吃饭，再来剧场看戏。舞台剧不再是高端的文化活动，它是一种消费，一种稍微高级一点的娱乐，它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口述｜赖声川
整理｜宋彦
在美国读书时，我研究过剧场史。古希腊时期，剧场是一座城市的重要建筑物，它常常建在医院旁边。剧场、医院、体育场、神殿，它们形成一个系统，是人们身心疗愈的重要空间组成。
上演音乐会的阿迪库斯剧场©Athens&Epidaurus Festival
2019年，我做了一出剧叫《曾经如是》，那出剧和当年玉树地震时的一些想法有关。当年，我想为灾区做一出有疗愈性质的剧，就去了当地，走了很多地方。
当时遇到的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在玉树看到了一个玛尼堆，石头上都是用藏文刻出来的佛经。听当地人说，原本这里就有一个像小山一样的玛尼堆，文革期间被拆掉了。当地人拿石头去盖了房子，那块地也变成了屠宰场。地震后，房子倒塌了，这些石头又显现出来，当地的民众就自动自发地把它们放回到原来的位置。石头再次堆积成山，人们又可以转经了。
后来，这个故事被我用在了剧本里。一出有疗愈功能的剧需要给人以希望，让人思考如何面对灾难，又如何重建信心。
《曾经如是》剧照©王开
社会需要戏剧，它能治愈创伤，洗涤人性，给予人更高的精神向往，激励人追寻复杂问题的答案。从这个角度来说，剧场是一个人类能够得到营养的地方。
去年，疫情相对稳定后，剧场可以开门营业。按照当时的防疫规定，剧场、影院只可以开放30%的座位。如果从运营角度考虑，这样的上座率，剧场开一天就会赔一天。但我们还是坚持开门演戏了。演员需要演戏，观众也需要看戏，这不是成本问题，而是一座剧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很多观众还是渴望走进剧场的，这是我真实的感受。一方面，剧场开门，观众可以看戏，这标志着，正常的生活回来了，观众都渴望生活的回归；另一方面，一出好戏不仅有娱乐价值，它还有创作者关于人生的体验与思考，这些大概是疫情期很多人不会去想的问题。但当你坐在剧场里，你的生活经验、精神和思想开始被挑战，你对生活和人生的思考就会被唤起。
我所创办的“上剧场”在疫情后的第一出戏是《千禧夜，我们说相声》。那出戏的开场是讲经历了八国联军的洗劫后，一家北京的茶园重新开张，两位相声演员重新站在舞台上表演。剧情和我们的现实形成了有趣的映照。
《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剧照©秦钟
疫情严重冲击着戏剧行业，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画了一条红线——不做完整的线上演出。上剧场的门口有这样一段话，是我写的：“剧场的绝对魅力，在于它的现场性。它的浪漫在于，它是生命短暂与无常的缩影。”
我一直觉得，剧场的魅力在于现场，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大家同属于一个空间、一个世界，共同经历两个小时，甚至更久的时间。这是大家共享的，其中有电视机、电脑和手机替代不了的仪式感。
过去这几年，社交媒体大流行。整个疫情期间，短视频和直播又占据了人们的生活。这大概是我个人的感受：重新回到剧场后，大家对故事的理解好像变慢了，也没那么容易笑。这好像需要花一点时间，观众才能重新适应剧场的氛围和话剧的讲故事方式。
说来也奇怪，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来看戏的也不是同一拨人，但时间解决了一切。一段时间后，剧场里恢复了正常的看剧状态。剧场似乎能够验证，大众的生活是不是又回到了常态。
疫情下逐渐恢复正常的剧场©Henry Nicholls
2015年，我们结束了游牧般的演出模式，拥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在上海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剧场。我们把它命名为“上剧场”。一来因为它开设在上海；二来，“上”是个动词，上学校、上商场、下馆子、下厨房……“上剧场”也是个生活化的动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就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剧场。期间也在台北、北京做过尝试，都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成功。
没有自己的剧场，就永远像在流浪，每天装台、彩排，没有真正可以落脚的地方。有了自己的剧场，就可以对演出和活动做长远规划，让剧场变成一个小的文化中心，这是我一直以来向往的状态。
剧场内进行中的装台©Mike Schimd
目前，国内的大部分剧场都是综合性的。综合性的意思就是，规模很大，有一千多个座位，舞剧、戏剧、歌剧……它把所有表演门类都纳入其中。其实不该是这样的，每个门类需要的表演空间都是不同的。
眼前，专门的话剧剧场大多是小剧场，一两百个位置，能容纳的人特别有限，舞台空间也比较小，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
我一直希望能在专业的话剧剧场演出。看话剧，座位与舞台最合适的距离应该在24米之内，超过这个距离，演员的表情就不太看得清楚了。在很多大剧院，第一排与舞台的距离已经有十几米，超过十几排，观众的观看效果就很差了。
对于一个话剧剧场来说，座位要有层次，以确保每排观众都能看到舞台，而不是前排观众的头。同时，要保证所有座位都在有效观看距离之内。这样算下来，一个话剧剧场的有效座位不过五六百个。上剧场有699个有效座位，这是我们认真核算、评定过的设计。
空间尺度适当的话剧剧场©Kevin Berne
上剧场建在上海美罗城商场里，一座商场里有个剧场，这是很少见的。
19世纪，剧场都盖得很庄严宏伟。那是大剧院的模式，它是殿堂，是有台阶的，需要人仰望，要让你很有仪式感地走上去。当时的剧场与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现在是21世纪了，剧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它应该更接近普通人的生活。
最初，美罗城找到我们时，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它是一个商场，看起来和剧场无关。但它是城市中心，三条地铁线都通向这里，人流量非常大。百老汇、伦敦西区都盖在市中心，如果我有机会做一个剧场，也希望它在一个所有人都很容易抵达的地方。
2012年我们第一次来美罗城考察， 接待我们的是总经理是徐春华，他曾是徐汇区文化局副局长。他对我们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徐家汇改造，在肇嘉浜路1111号建起了美罗城。为建商场而拆除的建筑就是徐汇剧场，那是他多年来的一个遗憾。二十多年后，他希望能还给徐汇区一座剧场。
徐汇剧场
这个故事打动了我。一个剧场可以影响一个商场，那么，剧场能不能影响徐汇区，能不能影响我们的城市？
有了上剧场，我们就有了自己的剧团——上剧团，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2015年，上剧场的开幕季，我们做了三部戏，有的演员演两部，有的要三部都演。这时候，你就能充分体验到有剧场的好处。你可以在自己的地方慢慢打磨剧本和表演，装台的时间成本也低了很多，这一切都能让剧目的品质朝更好的方向发展。
前几年，我们一直在摸索，怎样把“赖声川的戏剧”做成一个上海人能接受，我们自己又很满意的状态。它没有那么容易，你要让观众慢慢地接受你讲故事的方式，慢慢地融入这个氛围。好比说，很多人都知道《宝岛一村》，知道它是赖声川的戏。但它讲的毕竟是个在台湾发生的故事，你怎样去把这样一个在台湾发生的故事与上海、与商场里的剧场这个环境融合好，这需要技巧和时间。
上海观众对话剧的接受程度很高，消费意愿也很高，甚至可以说是目前全国最高的。设计剧目和演出时，我们不需要担心戏太深、太长。《曾经如是》六个小时没有问题，《如梦之梦》八个小时，也没有问题。
到了2018年，我觉得，我们已经很顺了。有经典剧目，也有新的创作，开始对外出租场地，丁姐（丁乃竺，赖声川的夫人）也在做自己的读书会。
《如梦之梦》剧照©王开
如今，过去六年了，很多上海人都已经知道上剧场的存在。他们慢慢地也开始了解，这里会上演的是什么样的剧目。
我们也真的渐渐构建起一个小的文化中心。不仅可以做演出，有读书会、排练室，还可以做戏剧创意工作坊。提供的戏剧训练不是让人来做专业演员，而是提供一些方法，帮普通人更好地了解自己、改变自己，让处于紧张生活节奏中的都市人变得更自在。
在一个越来越科技化，也似乎越来越冷漠和分离的社会里，一些这样的活动能把大家聚在一起，这也是剧场空间的功能和义务。
热闹非凡的乌镇戏剧节©乌镇戏剧节
上剧场附近有不少餐厅。很多观众都是先在旁边吃饭，再来上剧场看戏。舞台剧不再是高端的文化活动，它是一种消费，一种稍微高级一点的娱乐，它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初衷是让剧场贴近生活。六年来，我们也发现，剧场在不知不觉地影响生活。
一个社会的戏剧文化到底应该是怎样的？是纯商业的、大家各凭本事讨好观众，让作品变得越来越庸俗，还是提倡和维护品质，保持深度，保持对社会的关照？这是我常常会思考的问题。
我最看重的是生态。如果国内的剧场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生态，那撒下种子，任它发展，戏剧和戏剧文化一定会生根发芽。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纽约有过一次很难忘的剧场体验。当时，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剧场叫拉妈妈（La MaMa），很多好莱坞的大明星都出自那个剧场。周年庆时，它有一系列演出。我想预订演出票，就打通了预订电话。后来到了现场我才发现，当时接电话帮我预订演出票的人就是他们的团长兼创始人艾伦·斯图尔特（Ellen Stewart）。她不仅要亲自接电话卖门票，还要亲自盯场。
依然活跃的La MaMa实验剧团©La MaMa
我们做剧场就是这样，它是一个手工业，一切都要亲力亲为。斯图尔特当时的状态让我感动。到了今天，我可以自己做一个剧场，也希望给大家亲切的感觉。戏剧不是高高在上的，它就在大众身边，戏剧人也一样。
纽约百老汇大概有40个剧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有剧目上演，已经演了快一百年。我们什么时候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城市对戏剧的接受度已经在进步了，但无论在剧场数量，职业、非职业演员的储备，还是观众基础上，我们还没发展到那种程度。
百老汇和伦敦西区的舞台剧全世界闻名，它们是以音乐剧为主的。这几年，上海也流行音乐剧，尤其是国外的经典剧目。但我还是觉得，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放眼全国，原创的舞台剧太少了。“原创”才是真正的指标，我们如果有更多好的原创剧目，无论是话剧还是音乐剧，那整个社会的戏剧文化氛围就很快能够形成。
音乐剧文化氛围浓厚的百老汇©Broadway Asia
有了上剧场后，我在上海生活的时间变得很多，这几年写的很多戏也与上海有关。不是刻意要讨好什么，而是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的思想、创造力必然与你生活的环境有关。
我好像一直有一点上海情结。我青少年期在台北生活，台北的文化和生活细节中有很多上海痕迹。我母亲在上海长大，身边的朋友都是上海人、宁波人。大家聚在家里打麻将，穿着旗袍、抽着烟，有时还一起唱歌，总让人有种看老上海电影的错觉。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台湾写了《暗恋桃花源》，那个故事的起点就在上海。那时，我就很关注一座城市的过去。
1999年，我的戏《红色的天空》在上海演出，那是我第一次来上海。那时的外滩只有一个东方明珠，周围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千禧年之后，中国城市快速发展，上海在十几年间成为一个世界级的大都市。
如果一个年轻人来上海读大学，他如何去理解上海的现在和未来？我觉得，理解一座城市的现在，是要回头望向过去的。我能理解现在年轻人的情绪，他们只要当下或者未来。但这不是办法，因为没有无缘无故的当下，我们不可能活在真空中，需要对自己的处境有个更清晰的认知。
人活着，不可以不知道身处的这片土地过去发生过的事。我们要创造未来，就必须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在上海也一样，我们为上海的未来写戏，不可以忘掉上海的过去。
一个社群需要共同的故事，我们的故事定义了我们。我们如何与过去相连接，进而走向未来？我相信，人们会通过戏剧和剧场得到一种共同向前的力量。
戏剧家赖声川©郭延冰
2020年，《三联生活周刊》发起了第一届三联人文城市奖，以期推动公众启蒙，激发公众参与，推动未来中国城市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以此为起点，未来将在偶数年举办三联人文城市奖，奇数年举办三联人文城市季，搭建一个“人文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2021年，三联人文城市季以“跨越边界”为主题，希望激发人们去思考和面对城市的数字化和公共空间的网络化。围绕这一主题，将开启“人文城市光谱计划”。11月中旬，人文城市光谱榜的发布盛典及高峰论坛将在成都举办。届时，还将举办为期两个月的人文城市摄影展，以“建造幻象”主题，重新审视影像媒介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转变。
光谱榜即将发布之际，我们邀请了国内不同领域的城市分享人来讲述他们最为关心的一个人文城市细节。与此同时，面对城市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现实，围绕“跨越边界”的主题我们还采访了诸多重量级国际学者。敬请关注有关人文城市光谱计划的更多精彩内容！